678
公開時間結束
印譜
款識:趙之謙題名:錢義士印稿。趙之謙題。鈐印:「之謙印信」
趙之謙題前言:叔蓋殉節後,所刻印多散,稼孫取丁藍叔得者,集為印稿,貽次行守之。余既為叔蓋作傳,因題此而命次行,別錄傳於後。壬戌十一月。鈐印:「趙之謙印」
魏錫曾題後跋:吾鄉自硯林崛起,前輩中多工印者,至種榆而變,至補羅而壞,錢叔蓋先生齒少于補羅,不襲其謬,真豪傑之士。庚申之刼,義烈昭彰,區區篆刻,又不足為先生重矣。向在王丈小鐵家與先生有一面之識,今其嗣少蓋流庽東甌,既恪守其家學,而復請益于吾友趙子撝叔,撝叔之印余已輯稿,適丁君藍叔攜有先生遺刻,復從其友人處假石若干,因拓此本,寄贈少蓋,俾合父師,作為一帙,以資效法在少蓋得此,何啻寶玉大弓,獨余為之非其時耳,書以自疚。同治元年十月,仁和魏錫曾識。時庽福州仙塔街。鈐印:「魏錫曾印」、「稼孫」、「小人有母」
出版:《蝸廬寶笈——中國歷代書畫3》(蝸廬美術館)。
展覽:《中國書畫秀作展》大阪蝸廬美術館(令和4年6月)
說明:共五十開二十七印。趙之謙題,仁和錢叔蓋先生篆刻,蕭山丁文蔚收輯,同裏魏錫曾模拓寄贈,哲嗣少蓋寶藏。有盒。
篆刻史上,「西泠八家」是巔峰的存在。
名列八家者,分別為丁敬、蔣仁、黃易、奚岡、陳豫鐘、陳鴻壽、趙之琛、錢松。其中,丁敬為「西泠八家」之首,亦是「浙派」始祖;蔣仁則列次席,印作沈著,真水無香;黃易與丁敬並稱「丁黃」,嘗謂「小心落墨,大膽奏刀」,得篆刻三昧;奚岡治印求樸媚,樸者「金石味」,「媚」為書卷氣,於「浙派」有立宗之功。
此外,陳豫鐘所作邊款,密行小字,其美「不讓印文」,多多益善;陳鴻壽與陳豫鐘並稱「二陳」,奏刀有雷霆萬鈞之勢,所作「曼生壺」則天真自然,為文人壺典範;趙之琛取諸家之長,是「浙派」之集大成者;錢松的篆刻胎息諸家,又摒棄舊規,溯漢追秦,趙之琛嘆言:「此丁、黃後一人,前明文、何諸家不及也」。
「西泠八家」名盛一時,直接開啓近代篆刻史之先河,文脈不絕。而相較於其餘諸家,錢松的篆刻,面目高古,又出乎尋常蹊徑之外,是極為特殊的「獨立存在」。
其在承繼「浙派」的基礎上,亦逐漸融合「皖派」風格,刀法中更突出筆意,布白也講求自然,結體則避免過多裝飾。因此,錢松既不同「浙派」之「千人一面」,也得「皖派」之「以書入印」的審美。
而其首創的披削之用刀,輕淺取勢,使得線條更為古厚生澀,韻味無窮。此刀法對於吳昌碩亦是影響殊深。「缶翁」印作《千尋竹齋》邊款即有言:「漢人鑿印堅樸一路,知此趣者,近唯錢耐青一人而已」。
惜乎天不永年。咸豐十年(1860),因「太平軍攻入杭州」,錢松服藥殉難。時其正當壯年,「如日中天」的藝術生命亦戛然而止,未能盡展其才,令人尤是扼腕。
關於錢松,趙之謙在其印論中亦曾言:「漢銅印妙處不在斑駁,而在渾厚……此事與余同志者杭州錢叔蓋一人而已,叔蓋以輕行取勢,予則務為深入,又微不同。法其成則一也……」 [1] 可見二人在篆刻「旨歸」處,頗相契合,且趙之謙對錢松,亦甚是推崇。
魏錫曾《錢叔蓋印譜》也曾跋雲:「余於近日印刻中,最服膺者莫如叔蓋錢先生,先生善山水,工書法,尤嗜金石,致力於篆隸,其刻印以秦漢為宗,出入國朝丁(敬)、蔣(仁)、黃(易)、陳(豫鐘、鴻壽)、奚(岡)、鄧(石如)諸家,同時趙翁次閒,方負盛名,先生以異軍特起,直出其上。」 [2] 則是魏錫曾對於錢松極是服膺,亦認為其遠勝於趙之琛。
類此褒揚者,記載諸多。另有篆刻家胡震,書法篆刻皆佳,其為人亦是狂狷不羈,自視甚高,認為趙之琛、徐楙的篆刻,少有稱心之作。而在見到錢松的印作後,胡震為之驚覺,認為當世無人可及,並自覺慚愧,從此「擱筆不復為人刻畫金石矣」。
錢松一生以布衣終,其因過早離世,又素來不肯輕易為人作,故作品流傳世鮮少。光緒三年(1877),同邑高邕輯其遺印成《未虛室印賞》四卷行世。另有《鐵廬印譜》以及同治三年(1864)嚴荄所輯成的《錢胡印譜》(與胡震合輯)行世。
此次徵得《錢叔蓋印譜》鈐印本,獨立成冊,舊裝,保存完好。收印27方,幾為錢松為丁文蔚所作,每頁一印,拓邊款另附一頁,魏錫曾模拓,淡墨綠色邊框,前有墨題:「錢義士印稿,趙之謙題」,鈐印「之謙印信」。首有趙之謙題跋,卷末附魏錫曾題跋。題簽「仁和錢書蓋先生篆刻,蕭山丁文蔚輯,同里魏錫曾模拓,寄贈哲嗣少蓋寶藏」。
另有木盒,盒面書「圭堂先生屬'錢書蓋印譜'聽泉谷惠題」,鈐印「聽泉」,內有「泉唐武曾保」題跋。書套上,墨書「錢書蓋印譜」。此印譜,既是錢松篆刻藝術的真實再現,更況乎其中不少印作甚為少見,又囊有其與趙之謙、魏錫曾、丁文蔚等人彼此間的惺惺相惜或深厚交誼,以及趙之謙與其子錢式的師生情誼等,拳拳之心,令人為之涕淚。同時,鈐印本中,篆刻鐵筆古質渾穆,題跋墨書風神峭拔,友朋往來情深義重,而武曾保、谷聽泉,包括所言及的「大友圭堂」等中日文人,亦為之增色不少,知其之可珍也。
據《浙江忠義錄》載「咸豐十年,賊圍杭州,叔蓋先期具藥汁誓死。城陷,叔蓋與家人同仰藥,麾侍者還其室曰:今日得死所。而男女顛僕一室乎,語定而死。妻沈氏、子縣諸生範、子婦張氏、女一同殉」。 [3] 可知「天平天國」之亂後,錢松舉家殉難。然天可垂憐,其年僅十三的次子錢式(少蓋,字次行),被溫州範守和委託曾隨錢松學印的華復前往解救,得以死裡逃生,後客寓溫州。同治元年(1862)夏,趙之謙在範守和家中,收錢式為弟子,視如己出。
此印譜,卷首即有趙之謙墨題「錢義士印稿,趙之謙題」,並書跋文。另有鑒藏印「道林寺藏本」、「範堂秘襲」。少為人知的是,趙之謙亦曾入錢松門下,學習篆刻,約莫兩年,有師門之誼。
跋文中,「壬戌十一月」即同治元年(1862),正是趙之謙收錢式為弟子後幾個數月。「稼孫」為魏錫曾,仁和 (今屬杭州)人。曾官福建鹽運使,少好篆刻,嗜金石拓本,收藏甚富。「丁藍叔」為丁文蔚,浙江蕭山人,清代書畫家,官福建長樂知縣,齋號「大碧山館」。「次行」為錢松次子錢式。
據趙之謙所言,錢松治印多散佚,此印譜為在錢松殉難後,魏錫曾取錢松為丁文蔚所作,輯為印稿,贈予錢式,囑其保存。此前,趙之謙流寓福州,而丁文蔚、魏錫曾也同客閩中,諸人意趣相投,結為摯友。而魏錫曾輯此印譜的這一段時間,是趙之謙最「悲痛交加」、「窮困潦倒」的時期。咸豐十年,其摯友錢松殉難;咸豐十一年,其夫人範氏過世;咸豐十二年,其兩個女兒也接連夭折。因此,趙之謙刻「悲庵」印,並以此為號,排遣胸中苦悶、郁結。
當其收到永嘉縣令陳寶善與時督兵浙南的總兵秦如虎的來信後,得知錢松遺有子嗣,便決意返回溫州。此後,趙之謙對「故人之子」錢式極是照拂。其不以嚴師自居,待之如子侄。
二人結「師生緣分」後不久,趙之謙因進京趕考,外出時間過長,所以多次寫信拜託友人魏錫曾、江湜等,希望能對予錢式多加關照。如其致江湜的新中,說道:「弟子錢式厭家而求野,從我學。此事一日而悟,三日而進,已全舉自得之妙告之。渠讀《伏敔堂詩》,復大悟,以不得附門牆為恨。茲命其刻兩石奉呈至教,將來薪火即在此人。……弟視之尤故人之子,兄視之當亦後起之賢,此後有緣,萬望大慈悲,垂手汲引,勝佛生必十倍,勝彝夏何止百倍?此等言語,在弟為不虞之譽,然知兄必無求全之毀也。」 [4]
而在趙之謙為魏錫曾作「巨鹿魏氏」的邊款中,趙之謙又言「送君惟有說吾徒,行路難忘錢及朱。」其中,「吾徒」、「錢」等即是錢式。另有趙之謙致魏錫曾信札中,亦言「弟忽有出色弟子,當亦吾兄所喜也。錢生用功甚銳,筆墨外,復求吏治。其志為弟所愛,其身子太弱,亦弟所憂也。」 [5] 也是關愛之心至誠至切。類此種種,皆可證趙之謙因與錢松的「師友」情誼,進而對錢式盡己所能給予照料。筆者亦嘗想,撝叔觀此「印譜」時,定是百感交集,不勝唏噓。
而這印譜,當是趙之謙與錢式相遇後,魏錫曾特意以錢松為丁文蔚所治印,親自模拓,又輯為稿本,並題跋寄贈錢式。上文亦有言,魏錫曾對於錢松的篆刻,極是服膺。
此跋文中:「吾鄉自硯林崛起,前輩中多工印者,至種榆而變,至補羅而壞,錢叔蓋先生齒少於補羅,不襲其謬,真豪傑之士。」其中「種榆」所指應是陳鴻壽,「種榆仙館」為曼生室名。「補羅」為趙之琛,有《補羅迦室集》《補羅迦室印譜》等存世。同時,再次可見魏錫曾認為錢松雖曾師學趙之琛,卻是不受門戶所囿,有「出藍之譽」。而後,魏錫曾感懷於錢松之義烈,並言及曾與錢松在「王丈小鐵」家,有過一面之緣,又得知錢式流寓溫州「東甌」,從趙之謙學習治印。其中,「王丈小鐵」應是王堃,清道光年間江蘇丹徒人,字厚山,號小鐵,著名書法家王文治之曾孫。道光舉人,以中書出官雲南澄江知府。筆者考,國家圖書館藏胡震舊藏《始平公造像記》上有錢松與王堃等人的題記,可知諸人為金石學道友,亦時有往來。最後,魏錫曾跋言,此印譜為從丁文蔚及其友人處所借拓,跋文時間是同治元年(1862)十月,時寓居在福州仙塔街。鈐印「魏錫曾印」、「稼孫」。
據此「大碧山館」印作邊款,可知丁文蔚與錢松相約丁巳年(1857)秋日為期,至大碧山館作客。而至是年八月,仍未成行。不過,據西泠印社藏「錢松繪贈丁文蔚《大碧山館圖》」的款識「大碧山館圖。韻琴仁兄鑒正。丁已十月倣大癖筆於見隨聞隨喜室。弟錢叔蓋」,可知是年十月,錢松曾為丁文蔚作此圖卷,以表交契之情。
同月,錢松終於如約而至,在「大碧山館」為丁文蔚治印。其「丁文蔚」(朱文印),邊款「丁巳十月叔蓋作於大碧山館燈下」。即可證之。在「大碧山館」,錢松亦為丁文蔚刻「丁文蔚藍叔印信長壽」印。款雲:「叔蓋信宿大碧山館,仿秦人九字印而作漢篆,為韻琴刻」。是印現藏於上海博物館。
此邊款中「仿秦人九字印而作漢篆」可窺知錢松治印以「追秦溯漢」為旨趣。而印面經營,也可見其有參考「秦九字印」的布排方式。包括「信」、「長」、「壽」三字,其線條不求粗細統一,而是字體結構簡單者,以粗線條走刀,字體繁瑣者,則施以細線,如此則更為協調,不顯臃腫之態。其曾自號「秦大夫」,也應與其「秦漢為宗」的印學思想有關。
此「錢叔蓋印譜」中,除「藍、叔」、「豹卿」、「大碧山館」、「丁文蔚」、「丁文蔚藍叔印信長壽」等印作外,另有錢松為丁文蔚治印二十餘方,方圓兼使,面目多樣,意境亦是高古。如「西河同里人」,邊款「韻琴所居大碧山館,傳為毛西河讀書處,叔蓋記」,其中「毛西河」應為毛奇齡,清初經學家、文學家。「揚州八怪」中的金農及陳撰均為其徒弟。以郡望西河,學者稱「西河先生」。丁文蔚與毛奇齡皆為浙江蕭山人,有同里之誼。是印,三列佈局,衝切結合,線條自然靈動,有蒼渾意趣。
此外,如上文所提及「文蔚」(白文印),邊款「耐青仿漢」。亦或是「豹卿印信」(白文印),邊款中「此慊意仿漢之作,豹卿慎藏,叔蓋」等,則皆是錢松仿漢印的典型面貌。
錢松友人楊峴曾言:「予詣叔蓋,見歙汪氏《漢銅印叢》六冊,銅黃凌亂。予曰何至是,叔蓋嘆曰,此我師也,我自初學篆刻即逐印摹仿,年夏一年,不自覺模仿幾周矣。」 [6] 此可見錢松於漢印用功之勤,鑽研之深。而其又參以書法用筆,乃得此樸茂的漢鑄之風,且時有新意,師古而不襲人。
此「錢叔蓋印譜」中,「陳瀾之印」、「瀾印」,非錢松為丁文蔚所作,甚是少見。從魏錫曾題跋中「復從其友人處,假石若干」,時魏錫曾寓居福州,故筆者揣測「陳瀾」亦是福建人。筆者考《閩西姓氏大典》之《陳氏宗譜》,其或為清咸豐舉人,任湖南郴州知州。而邊款中「見聞隨喜室」當為錢松另一室名,其曾號「見聞隨喜侍者」。
印譜中,佳作累累,篇幅所限,另有「藍叔氏」、「文蔚長生安樂」、「文蔚私印」、「丁藍叔」等,筆者不一一盡足。
綜上,錢松雖少從趙之琛學治印,然其取法秦漢,不受門戶所囿,又融「皖派」之「以書入印」的審美旨趣,印風面目與「浙派」迥異。所以,其列「西泠八家」,或正如韓天衡先生所言「惜其籍西泠,故被推上了'西泠八家'的'交椅'。而以吾之見,錢松足以超過六家,而與丁敬比肩。」
誠然如斯,錢松治印獨樹一幟,廣收博取,實乃溯漢追秦,推陳出新之巨擘。筆者以為,其既屬於「西泠八家」,又不真正屬於浙派之「西泠八家」,是極為特殊的「獨立存在」。其印作,甚至有開宗立派的風貌,惜天不永年。
而此「錢叔蓋印譜」,既單獨成冊,多為錢松為丁文蔚所治,與目前市面所見錢松其他印譜並不相同,且是魏錫曾親自模拓,又有「陳瀾之印」等,更是少見,可作補充。此外,趙之謙、魏錫曾、武曾保等人題跋,谷聽泉題盒,亦是難得。而最為可珍者,則是趙之謙、魏錫曾、丁文蔚等人,在錢松殉難後,對於其次子錢式的教誨、授藝與照拂,此間情誼,尤是令人感懷。文人之交,看似平淡如水,實則如暖春,惺惺相惜,盡在不言中。識者寶之。
參考資料:
[1] 鄒濤:《趙之謙年譜》[2] 孫慰祖:《可齋論印新稿》[3] 清同治刊本《浙江忠義錄》[4] 戴家妙:《趙之謙信札研究綜述》 [5] 趙而昌:《趙之謙著作與研究》[6] 葉潞淵:《略論浙派的篆刻藝術》(文 同古堂)
23.0×14.0cm×54
2022/08/02
会員登錄